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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地山，原名许赞坤，笔名落花生。他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著名作家，而且在台湾文学史上也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他的文学创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和台湾文学的宝库。 
 
　　1893年2月14日，许地山出生于台湾省台南府。他的父亲许南英是晚清进士，一位在台湾颇有影响的诗人和爱国官员，曾随刘永福抗击日本侵略者。他的母亲和舅父笃信佛教，所以许地山与佛教也结下深厚的不解之缘。由于从小就受到佛教思想的熏陶，因此许地山深受佛教影响。他曾以毕生精力从事佛学和宗教比较学的研究，因此其文学创作中亦不自禁地折射出某种宗教思想；然而，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许地山却又是服膺于文学“为人生”这一主张的。因此，他曾在《创作底三宝和鉴赏底四依》一文中，曾比较全面地说明了他的文学理念。许地山认为文学创作必须讲求“智慧宝、人生宝、美丽宝”这“三宝”。 

　　具体而言，“智慧宝”指的是生活经验，“美丽宝”指的是作品语言，这是一般创作都离不开的两项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他所说的“人生宝”，强调“人间生活不能离开道德的形式”，无论创作什么文学作品，都要对人和社会有益，“即使他是一位神秘派、象征派、或唯美派底作家，他也需将所描写的那些虚无缥缈的，或超越人间生活的事情化为人间的，使之和现实或理想的道德生活相表里。”?从这些关于文学创作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地山的人生观充满了宗教的“普渡众生”的意味，而这必然会反映在他的创作中，特别是他的早期作品中，更是濡染上了异常鲜明的佛教色彩。 

　　佛教对许地山的人生观与文学观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许地山曾于《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一文中说：“宗教是社会的产物，由多人多时所形成，并非个人所创造。”?虽然参加和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但是，许地山却不同于五四时期的其他许多知识分子，他对于社会人生的思考，借助的不是西方文化思想，而是从包括佛教思想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东方民族思想文化起步的，因此具有浓厚的传统意味。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科学思想也对许地山产生了莫大的冲击与影响，因此他早期的作品中也充溢着反封建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感情；渗透着对被迫害、被侮辱的弱小者的深切同情和对封建社会黑暗与苦难的沉痛揭露。不过，许地山的这些作品大部分都打上了鲜明的佛教思想的烙印。 

　　佛教的“多苦观”可谓对于许地山有着相当深广的影响。许地山自幼饱经忧患，青少年时期因生计艰难，曾数度漂流域外。个人的亲身遭遇，以及耳闻目睹的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这一切汇聚起来，使他接受了佛教关于“人生皆苦”的思想观念，一开始创作就发出了“生本不乐”的叹息。换言之，在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上，佛教认为人生就是一个苦海，以有生为苦恼，生死轮回，人始终都沉溺在这可怕的苦海中，永远无法超升。 

　　而佛教最根本的教义“苦、集、灭、道”四谛，对于人间苦难的揭示可谓比较彻底，许地山也就由此看到了世界的不完整性，感受到了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诸多弊病。在《心有事》一文中，许地山严肃地指出当时是一个“积怨成泪，泪又成川，今日泪、雨交汇入海，海涨就要淹没赤县”的残酷、黑暗的社会。因此，许地山早期创作，描写人生苦难的作品所占比例甚重。像许多“五四”作家一样，许地山也相当关注当时流行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积极探索关于人生与人生观的系列问题，早年曾创作了不少具有探索性意义的“问题小说”。 

　　而且许地山早年可谓相当热心于妇女问题的研究，发表了不少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他的小说集《缀网劳蛛》中的12篇作品中，以女性作为主人公的就占了7篇。而佛教的“多苦观”，使他对于中国妇女的苦难遭遇认识的更为深刻与透彻，并因此对妇女的不幸命运产生了极大的同情与怜悯，更进一步深入探讨和揭示了妇女这种屈辱地位形成的社会根源。譬如《缀网劳蛛》中的尚洁，就经历了长孙可望以刀猛击、冷酷遗弃、霸占财产和剥夺女儿等的种种磨难。《商人妇》中的惜官，经历了久别、被卖、逃亡等种种苦难。这两位女主人公的经历都充分印证了佛教的“多苦观”。然而，许地山并没有仅止于对“苦”的揭示，而是将佛教知命、顺命的人生观通过这两位女主人公得以展现。 

　　许地山文学创作中的“佛”缘确实是很深厚的，作品带有浓郁的佛教色彩，尤其是那种对人生大彻大悟的认识；清淡雅丽、从容不迫的叙事方式；含蓄蕴藉的抒情手法；娴静自然、温顺忍让的人物性格；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启人深思的隐喻与象征，全都在一种冲淡调和的佛教思想观照下统合起来的。这一切不但令许地山早期的文学作品达到了浪漫传奇、哲理玄想和现实人生的奇妙和谐与统一。而且使得许地山的早期创作达到了同时代一般作家所难以企及的境地。而我们今天来重新整理，并批判地接受许地山留下来的这份珍贵的文学遗产正是完全必要的，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现代历史和历史人物对中国文化的独特贡献也是大有裨益的。 

许地山作品中的“佛”缘